dinsdag 28 oktober 2014

瓦解暴政的一些思考


 
 
 
在瓦解暴政的過程中,非常重要的一點,是要反复自省內心與暴政的黑暗相呼應的地方,要問自己,當時我在忽視他人死亡和痛苦的時候,什麼遮蔽了我的心,蒙住了我的眼?要問自己,自己和暴政、暴民的區別在哪裡?這是你漸漸變得強大的過程,也是暴政越來越恐懼的原因。

我曾經是蔣捷連的同學,從幼兒園開始,一直到高中二年級。1989年他被打死在木樨地,我心裡沒有什麼悲哀,因為我一直不喜歡他。直到30歲左右我才漸漸明白,個人領域的好惡不應當左右自己在公共領域大是大非上的判斷。
1990年我上清華大學時,黃萬里還在清華,我又何嘗聽說和關注過這位前輩?
我就曾經是個自以為是、自認聰明絕頂的愚蠢自私大眾中的一員。但最終我成為共黨中央領導簽字的一級督捕對象(據抓捕我們的警察說)。
不要低估人內心固有的高貴、固有的善的力量。如果你堅持的是對的,你就要真的相信他是對的。就真的相信這是人類共同的嚮往與追求。要知道,連你的看到民眾不覺醒的焦躁、失望都是共黨多年埋在你的祖輩、父母、你心中的假象的種子在悄悄發芽。
反复反省自己,從本質上認清和拒絕邪惡共黨的種種明示與暗示,你會看到希望和光明。

蔣捷連的母親丁子霖在我入獄時,還問我父親,是否知道周天海在哪裡。因為她知道周天海和我是同一屆清華學生。周天海是和我同時進清華的,人大附中的畢業生。蔣捷連被打死在木樨地的時候,是和另外三個人大附中學生在一起。其中一個是周天海。丁子霖阿姨說,有些細節還想問問周天海。
那時距離89年六四已經20年了。我在獄中隔著鐵窗聽到我父親說到此事,心裡深深悲痛。
有多少細節,二十年也問清楚了。要有多大、多深的痛苦,才能使一個母親在20年之後,還想了解當時的細節。

我剛剛上清華的時候,是1990年。我考入精密儀器系,住在11號樓。精儀系團委在11號樓四層最西邊的房間。是里外兩間屋子。在裡面的屋子裡,牆上留有清晰的花圈被扯下的印記,和剪紙被撕下的印記。印記是紀念精儀系學生鍾偉。我的學長告訴我,他的頭被步槍子彈打掉半個。

因此我知道我做的是對的。我不對殘暴說“不”,我的後代還會延續這種遭遇。大陸民眾為了自己的錯誤選擇,已經付出了至少四代人的代價。香港朋友如果不願付出這樣的代價,現在就要站出來,反對中共邪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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